摘要：考古博物馆是以考古学为源科学的主题博物馆，它通过展示和阐释考古成果来传播考古知识，以考古叙事表征考古工作对研究和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的作用与贡献。考古博物馆在使命定位、展陈内容、价值表达和传播方式上有自身鲜明的专业特点，在传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学术成果，构建人类历史轴线中的史前史，弥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缺轶方面具有其他博物馆无法替代的作用。作为考古过程的延续和考古工作的拓展，考古博物馆以其特有的方式诠释中国历史与文化，增进了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履行了让文物活起来的责任和使命。关键词：考古叙事；考古标本；博物馆展陈；考古博物馆
前言
自安特生1921年发掘仰韶遗址以来，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时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1]总书记还强调，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2]。当前我国正处在考古事业蒸蒸日上的新时代，正在实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 “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围绕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总体安排，集中力量攻关，不断取得新突破。与此同时，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成为新时代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在此情势之下，我国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稳步推进，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的愿景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任务。考古遗址博物馆、考古博物馆等与考古学相关的专题类博物馆建设也进入各级政府的责任清单，并落实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具体项目。作为一种形式的主题博物馆，考古类博物馆虽早已出现多年，但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对其使命定位还存在不同看法，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以期抛砖引玉。
一、考古博物馆的叙事主旨
考古博物馆，顾名思义，主旨是考古叙事，它是依托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展示考古发掘品，传播知识和文化，并以考古发掘品保护研究成果之价值体系呈现来认知人类的过去[3]。因此，考古博物馆的展陈和叙事可视为考古工作的延续和拓展，将考古成果——包括发掘成果和研究成果向社会公众传播与展示[4]。考古博物馆的使命是考古学使命的外延，建设考古博物馆是为了传播考古知识，服务人民群众，促进社会进步。其目的是通过考古成果来展现考古学对研究和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的作用和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重要作用。考古博物馆从某种意义上是公众考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考古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将经过田野考古科学调查、发掘出来的遗物从考古单位的库房里解放出来，将生涩的考古学知识进行创造性转化，积极弘扬灿烂的中华文明、普及科学的文物考古知识，使百年考古学发展积累的考古成果与人民大众共享，努力使考古学这一生僻学科全面走向社会公众，使考古成果惠及民众、服务社会，为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5]。
考古学通过自身的理论、技术与方法来获取考古信息并进行研究，从而认识人类的过去，它与历史学同属历史科学，但与狭义历史学的文献史学是有差异的。现在多数历史类博物馆展陈主旨基本是文献史学叙事，即以通史陈列来展示历史进程。按照中国古已有之的英雄叙事传统，历史类博物馆展陈的文物通常是“精品”和“珍宝”，并以王朝史为核心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考古叙事的博物馆则是要强调如何通过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来认识人类过去的日常生活和人类行为，并重点通过对史前历史的构建和历史时期史料的补充完善来实现，所以考古叙事的博物馆主要任务是史前历史的考古学重建和历史时期考古叙史。仓储式陈列是考古博物馆的学科特色表达，沉浸式体验是考古博物馆的共情代入尝试[6]。它当然也是通过“文物”来呈现，但并不强调精品，甚至可能是残破品。考古叙事的陈列更注重挖掘文物背后的人类行为信息，并将文物视为考古标本。比如陶器如何制作，又是如何使用的，制作和使用过程会留下什么痕迹？陶器是通过什么方式烧成，不同形态陶器使用的功能是什么，它们如何流通，又是如何废弃？考古叙事的展陈不会将文物单件摆放，也不是一组文物摆放，而是展示发掘品的情景（context），即器物在成为废弃品之前与其他器物之间的共存关系和背景。比如器物A可能与器物B或者器物C共存，这几类器物又集中分布于某一特定的空间并反复共存，成为固定的一组，而同一个遗址中却又另外几种器物多次反复共存，成为另外固定的组别，据此可以讨论该两组器物背后的人群关系和人类行为。苏秉琦先生在分析陶鬲时就把周式鬲和商式鬲、楚式鬲从形态上分辨出来，从而寻找陶鬲背后的人群和族属[7]。因此，以考古叙事为手段的考古博物馆展陈设计，关键是让文物回到原来的环境，让文物还原为考古标本，让过去人类活动空间与行为情景再现。一座墓葬、一个灰坑、一座房子，考古叙事会将整个堆积单位，甚至多个单位的所有考古标本放到一个展示空间来集中呈现。
此外，考古叙事的博物馆不仅充分展示考古学研究方法与成果，同时也展现一个行业的工作，亦即明确界定和向社会公众表达考古学与考古工作的内涵与属性。作为行业的博物馆，考古叙事至少要对一个区域考古工作的产生、发展与成熟有全面介绍，对考古学为构建本区域历史进程所做的工作与成果有系统展示，对考古工作者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有完整交代。此外，还展示发掘品由出土时的状况到保护修复的全过程[8]。毋容置疑，这样的考古叙事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是有鲜明差异的。
二、历史类博物馆的叙事主旨
现代博物馆的功能包含了搜集、保存、修复、研究、展览、教育、娱乐等内容。形态上包含建筑物、植物园、动物园、水族馆、户外史迹、古城小镇博物馆化、仿古代生活展示（民俗村）等，视听馆、图书馆、表演馆、档案资料馆等皆可纳入。内容上一般分为美术馆、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地区性博物馆及特别专题博物馆等。我国的历史类博物馆，就其内容、形式和叙事主题而言，已不单是狭义历史叙事的博物馆，而是异彩纷呈，百花齐放，遍及文化、艺术、非遗、民俗、民族、地质、科技、生态以及农业、工业等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具有多种业态与形式。如文献古籍类文物的收藏研究与展示，多指向综合性图书馆或古籍博物馆、文字博物馆、简牍博物馆等。此外不少省级建制的非遗馆近年来也陆续建成开馆。还不包括专题性的地质馆、科技馆、陈列馆以及各种形式、各种性质的专题博物馆。由文旅部门直属的博物馆则较为普遍地成了收藏和展示历史文物的历史博物馆。其实，历史文物也是包罗万象，具有一定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的文物均属历史文物。就其来源而言，有考古单位移交的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社会捐赠的出土文物、追赃收缴的出土文物、追索的出土文物、海关查扣的出土文物，也有通过征集或捐赠的传世文物。文物种类繁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界定，举凡古代有一定价值的实物遗存均可列为文物，大致分类为二类：不可移动文物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可移动文物的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利用考古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做博物馆展陈，大抵是历史类博物馆的基本特点。如简牍可进入简牍博物馆或文字博物馆，甚至可以进入古籍馆和图书馆；艺术品可进入艺术博物馆；民俗文物可进入民俗博物馆。因各类专题博物馆的需要，考古发掘品还可进入邮政博物馆、农耕博物馆、纸张博物馆、财税博物馆、盐业博物馆、军事博物馆、航运博物馆、丝绸之路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这些博物馆，总体而言都是历史类博物馆。
目前各级历史类博物馆，其藏品和展陈品的来源，主要是前述多种方式，但进入博物馆的“文物”是有一定要求的，是具有历史、科学、艺术重要价值的文物。基于这样的原因，进入历史类博物馆成为藏品的文物，都可视为“精品”。正因为历史类博物馆在入藏文物方面的选择和考量，除非那些特定的埋藏环境和共存单位，进入历史类博物馆的文物是无法保持其情景信息的，只能成为孤立的藏品。有人指出，将“物”从原生社会文化环境中抽离出来，这是现代博物馆正常运行的基础流程。“物”从离开原生环境到博物馆场域的“博物馆化”过程中，发生了去脉络化、去功能化、去时间化这一系列使“物”呈现为一种特殊状态的过程，物品因此失去了自我阐释其意义的能力，失去了信息的自足性与意义的自洽性[9]。换言之，绝大多数入藏博物馆的文物基本只能反映单件文物的本体信息，无法反映文物原来所在的环境信息、共存物信息，以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信息。这就使得文物入藏之后的研究很有必要，因之，藏品研究应该是历史博物馆工作基础中的基础，否则，博物馆陈列就只能成为单纯的藏品陈列。但是，即便研究足够充分，因入藏过程本身造成文物价值体系的统一性与整体性被割裂，自然是无法反映藏品本身之外的更多信息。故绝大多数历史博物馆的“通史陈列”并不是，也不能系统全面展示和反映某个区域完整的历史进程，只能以零碎的表现历史片段的“精品”来呈现，这有点类似于“百件文物中的世界史”的演绎。如若要尽量避免这种历史博物馆入藏文物的碎片化问题，就应在藏品入藏阶段尽量全面收集信息，包括承载信息的全部文物，而不是在器物堆里选精品，这样才能避免文物价值体系的整体信息流失。
历史类博物馆试图通过文物展陈来构建一个区域的全部历史或某阶段的历史，或通过特定的陈列展览反映某个方面的历史，它不同于展览馆之一的特点就是主要以历史为定位。另外，它是以文物实物为展览主体，图片、文字或沙盘、多媒体只是展览的辅助手段，不能代替文物实物。但因文物入藏的碎片化选择问题，使得文物实物展之外必须通过一系列辅助手段才能将文物背后的信息尽可能呈现。此外，历史博物馆虽不同于艺术博物馆，不以收藏和展示艺术品为主，但是艺术品同样反映着人类历史过去的某个方面，文物的重要价值就包含了艺术价值，因此艺术品自然要成为历史博物馆入藏文物的重要选择。但在陈列展览的过程中，应该就展览主题来决定展品，应该因应展览的需求来选择展品。一般而言，策展人首先构思展览主题和定位，主题决定展览内容，展览内容决定展品和展品的陈列形式。这取决于策展人的理念和水平，如同导演拍一部电影，要先选择题材和内容，然后才是演员、场地和其他辅助的人与物。当然，也有量体裁衣者和量身打造者，那就是依托藏品办展览。其实，很多地方性的中小型历史博物馆都是量体裁衣，藏品决定展览主体和内容，亦决定着展览形式，有多少家底展多少文物。因此这类展览不是展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展的问题，同样还是藏品决定着内容与形式。若下功夫仔细打磨，同样也可以将展览办好。因此，历史类博物馆在展陈方面要想取得突破，不是展品的多少问题，而是策展人对展览叙事主题和内容的考量。叙事主题和定位是策展的灵魂，如果没有灵魂，展品再多，展陈也不会有亮点。
三、考古博物馆的类型与特点
考古博物馆通过考古叙事来重建人类的过去，其手段及方法与历史类博物馆是有差异的。在某种程度上，考古博物馆是收藏、研究和陈列展示考古标本的场所，突出专题性是考古博物馆的第一要素[10]。考古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的差异就像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差异一样。人类历史或人文历史的研究，从学科而言是可分很多学科的，举凡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均涉及历史研究，如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艺术史学、文献史学，等等。狭义的历史学则单指文献史学，即是通过历史文献来研究历史。考古学是通过田野考古作业，获取过去的实物遗存——考古标本，并通过对实物遗存的研究来研究历史。正如文献史学的资料来源有经史子集一样，考古学研究的资料来源最倚重的是考古标本和对其整理出来的考古报告，考古标本对于考古报告而言是“经”，考古报告又是考古学研究的“经”，依托考古报告而产生的论文和学术成果就是“注”和“疏” [11]。人类历史有广阔的内容，从历史本位出发的博物馆也不仅仅是单纯以文献史学叙事的历史博物馆，其不同主要在于博物馆使命与叙事的源科学差异。在国际上，人类学博物馆、艺术博物馆、民族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等均从各自学科领域出发，以本学科的视野承担起认识人类历史过去的使命。考古博物馆则如出一辙，它是从自身学科规律出发，以考古叙事来建设博物馆。它除了向公众阐释考古学基本常识外，主要通过对史前历史的构建和历史时期考古叙事的证经补史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和阙如。考古学发展到今天，从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作为科学的考古学，已经逐渐完成其作为考古学的考古学之学科定位与使命，考古学的使命就是通过田野考古发掘的物质遗存来研究和认识人类的过去，并由此服务人类的现在与未来。各种为完成这一工作而采取的技术与方法均可视为达成考古学使命的手段。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毋庸置疑会利用文献史料，但学科本位是考古学而非历史学[12]。
考古博物馆就其性质而言，其源科学是考古学，因此考古博物馆实为主题博物馆，而非综合性博物馆，也非历史博物馆。目前国际国内的考古博物馆，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依托考古遗址建设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另一类是依托考古发掘品建设的考古专题博物馆[13]。考古博物馆通过考古标本的收藏、研究与展览，向公众展示考古学如何研究人类的过去，培养公众的历史感和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认知，并通过参观展览增长知识，培育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人生观、价值观[14]。
人类历史几百万年的进程，漫长的开始阶段的人类创造，生动记载着人类历史的过程，积累了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与知识，积累了对于世界的根本看法和认识，也积累了各种经验和教训。这个过程，从人类诞生起就开始了。认识这个过程，研究这个过程，文献史学注定是无法实现的，人类有文献记载的开始只有三、四千年，而人类的历史却有了三百万年，重建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考古，唯有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结合才能完成我们关于人类自身发展与进化规律的基本认知。
中国考古学走过了100年的历史，中国考古百年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国考古百年，“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些重要贡献，需要向公众，向国际社会宣传和展示。因此，要“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15]。
近年以来，全国各地考古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遵循。考古博物馆对展示中国百年考古伟大成就，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传播中华文化，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必将对中国文物考古和博物馆事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目前我国两种形式的考古类博物馆，以不同于历史类博物馆的使命与叙事，在很多具有长期考古传统、取得重要考古成绩的地区出现，这是促进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好现象。依托大遗址考古建设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在很多年以前就有具体实践，半坡史前遗址博物馆就是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建设的考古遗址博物馆，自1958年建成开放以来，为展示和宣传距今6000年前半坡文化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考古遗址博物馆对已经发掘的遗迹——建筑基础、窖穴、灰坑、环壕、墓葬进行现场保护展示，符合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理念，以不改变原状和最小干预为基本原则对考古遗存进行现场保护展示，体现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从较早开始就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守人类文化遗产保护行为准则。后来发掘的秦始皇兵马俑，同样也是在考古现场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这个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考古发现与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最早一批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典范。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考古遗址博物馆不断涌现，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1986）、河姆渡遗址博物馆（1993）、三星堆遗址博物馆（1997）、阳陵博物院（1999）、金沙遗址博物馆（2007）等。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在推进大遗址考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政策方针指引下，依托大遗址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本要求。新时代文物工作22字方针“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提出，更为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方向，在推动文化遗产传承和文物保护利用水平全面提升，促进文旅融合事业高质量发展方面产生了重大作用。良渚博物院、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博物馆、大明宫遗址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等一大批考古遗址博物馆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成开放，弥补了历史博物馆陈列内容和形式的缺憾，彰显了文物考古事业的价值和地位，提升了中华文明展示和传播的能力与水平。
四、考古博物馆建设需求辩证
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弥补了以往历史博物馆的遗憾和不足，拉近了遗产原生地和展示空间的距离，让人们得到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切身体验，实现了让博物馆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的构想。考古遗址博物馆与考古遗址公园之间成为无时空区隔的整体。不可移动的遗迹、遗物在发掘现场保护展示，无法在遗址本体上保护展示的遗物遗迹则在遗址博物馆内保存和展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设计和建设就是将博物馆前置于考古现场和考古遗址内，并全方位地纳入考古遗址公园体系，消除文物保护展示与游览憩息的边界。考古出土的文化遗存应尽量满足在遗址现场展示，很多不可移动的重要考古遗存，如建筑基础、灰坑、窑址、墓葬与墓葬群、祭坛、水稻田等确实无法搬迁，无法异地保护展示，无法移交给其他博物馆，只能留在原地，为保护利用之需，则可在遗迹之上建设保护展示设施，如保护棚或保护馆。
原地保护展示是考古遗址价值呈现和价值阐释的鲜明特色。不过，受多种条件限制，也有许多考古遗存无法在考古现场原地保护展示，特别是有机物和相关饱水类文物，现场保护展示技术还无法保证文物损毁程度在许可范围内，因此必须在室内进行保护修复，方能展示。如果这些文物放在就近建设的考古遗址博物馆集中保护展示，显然是考古遗址公园对文物价值体系保护展示的最好方式。考古遗址博物馆在场馆设计、游线规划等方面均可将其与考古遗址公园融为一体，互为补充。另外，某些总体性和全方位的介绍，以及相关无法在遗迹现场展示的诸多辅助性展示方式，也可以在场馆内实现。是故，理想的考古遗址公园和考古遗址博物馆，是无边界的充分融合，是系统性的整体设计，是无差别的全面对接[16]。
目前国内国际的某些考古遗址博物馆，还存在考古遗址博物馆与遗址本体之间的不连贯性、突兀性和时空挪移等问题，在遗址、遗址上的遗迹展示、博物馆内文物展示之间存在较大的跳跃性，甚至还存在保护管理主体单位、属性权责、展览内容、叙事表达等方面的脱节。不同程度影响了考古遗址的完整保护展示和价值体系呈现，无法对考古遗址所蕴含的丰富信息全面整体地表达。同时，在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展示和博物馆陈列内容形式设计方面，不充分吸收考古工作者的意见，展陈设计公司各显神通，各念各经，互不通气，关键概念表述不一，势必造成公众和参观者认识模糊，阻碍了文物的活化之路，这样的状况必须尽早解决。
考古遗址博物馆能否代替考古博物馆？答案是否定的。相比较而言，虽然都是专题类博物馆，却是不能代替的。考古遗址博物馆依托大遗址和考古遗址公园，重点是保护、收藏和展示该遗址的考古信息。因此其藏品的收藏、展示和文化教育宣传都是相对单纯的——当然，不是说不允许引进某些临时性展览。考古博物馆是对各遗址的考古标本集中收藏、保护研究与展示，更加具有区域考古叙事的完整性和综合性。按当前政策，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不一定都要建设考古博物馆，也不是每一处考古遗址都要建遗址博物馆，而必须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事一策，一策一展，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要求。这就注定了考古遗址博物馆和考古博物馆的多元性和多样性。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是国家级的重要大遗址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刚性要求，必须配套建设遗址博物馆。至于其他国保遗址，或者考古工作还做得不充分的大遗址，还不够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条件的，则无需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否则，既浪费资源，也无必要。
概而论之，市、县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专题性的考古博物馆或许可作为地方政府文化建设的重要项目。市、县一级条件较好的地方，不仅可以建设考古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还可以建设多种类型的专题博物馆，如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市、县，各级各类博物馆均有较好的发展。中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历史，有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都有丰富的考古遗存和人类的活动，都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有条件的地区，包括省、市、县各级，都可以视条件建设考古博物馆。因此考古博物馆的建设要有充分的可行性论证，要有明确的前置条件，但并不一定强调省级还是市、县级，条件够了，就可以建设考古博物馆。
五、两个问题的探讨
（一）考古博物馆与历史类博物馆权责问题。有论者认为，考古所和博物馆各有专职，各干各的事，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明确表达了对建设考古博物馆或考古单位建博物馆的反对[17]。言下之意，干考古的不懂博物馆，考古发掘的文物必须移交历史类博物馆，只有历史类博物馆才能收藏和展陈考古出土文物，历史类博物馆对考古资源的垄断才是天经地义。这是对我国目前高校专业教育认识的模糊，对事业单位机构设置与机构管理及机构管理者责任认识的模糊，也是对博物馆使命与叙事认知的模糊。第一，我国高校的专业学位中，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同属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学位类别的领域设置，考古专业的学生必修博物馆学，这是常识，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具备博物馆知识和博物馆学专业具备考古知识也是常识。考古专业毕业生从事博物馆工作不存在专业不对口的问题。考古专业背景的人员既可干考古，也可干博物馆，符合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第二，目前国家对于国有考古单位与博物馆都定性为全额拨款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但权责是否完全分明，专业是否完全不相干，工作对象与内容是否完全不同，则是不一定的。就省一级而言，多数考古单位和历史类博物馆是分设的，但也有一些没有分设，考古部是博物馆其中的一个部门。文博系统的考古单位和博物馆，确切地说是考古院（所）和历史类博物院（馆），其职能虽有差别，但并非泾渭分明，都是文博单位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只不过考古院（所）的“国有文物”多以考古标本形式呈现。考古所建标本陈列馆，博物馆含考古部，这样的状态在国外也是存在的，国际上既有考古所，也有历史博物馆，也有考古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博物馆，情况比我们还要复杂。职责单位的主体责任虽然清楚，但绝非楚河汉界，不可越雷池一步。社会是一个动态系统，业态交叉、工作交叉、责任交叉是常有的事。拿考古学来说，多年前就发出要为考古学的纯洁性而努力的呼声，但时至今日，再谈考古学的纯洁性只能是一个非常过时的话题了。所谓纯洁性，换一种说法就是单一性和排他性，就是独占和垄断，典型的本位主义思想，这在学术上是不对的，在工作和行业、事业发展上也是错误的。目前国家提倡各行各业建设博物馆，博物馆之城建设如火如荼，在政府都已经鼓励社会力量办博物馆的情况之下，还言之凿凿，实为墨守成规之态，断不可取。
（二）考古单位建考古博物馆是否阻碍了历史博物馆的发展？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也是考古机构和博物馆之间长期纠缠不休的矛盾，矛盾的结果是导致有的省直接将考古所和博物馆合并，走回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路。据说其理由很简单，考古单位不将文物移交博物馆。说到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移交”二字就可轻描淡写。考古发掘品移交，一直是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所强调的，但如何移交，移交给谁，移交程序和善后如何处理，后续研究、长期保护和日常维护的工作由谁来做？并无硬性规定。考古所作为文物保护和学术科研单位，对于考古发掘品——考古学存在的唯一理由——的保护与研究，不是一朝一夕，而是长期的工作，如果将绝大多数考古发掘品移交到博物馆，则等同于肢解完整的考古学术科研体系。此外，名义上是将考古发掘品移交博物馆，实际上博物馆通常是不会接收普通考古发掘品的。比如，发掘了一座砖室墓，博物馆可能只愿意接收那些并没有破损或者破损了但可以“展览修复”的随葬品，而对墓砖、器物碎残片则一般是不会接收的。对于考古发掘单位而言，考古遗址发掘出土的绝大多数是破碎品，品相好、器形完整者只是极少数。对于考古学术研究而言，残碎品和完整器同样重要，都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但残碎品是不会被博物馆收藏的。如此，则一个共存单位的考古信息无疑被肢解，被肢解的其实就是历史的真实完整信息。这是就可移动的考古发掘品而言，大量不可移动的遗迹，也是无法移交博物馆的。
目前各级历史类博物馆无论从收藏和陈展而言，虽然定位为历史博物馆，但亦非明确文献史学意义上的历史的叙事，有的是人类学叙事，有的是艺术史的叙事，即便文献史学的历史叙事，似乎也无法构建完整的人类全部历史过程。由于只接收和陈列考古发掘的完整器物和精美文物，势必无法形成藏品的组合、序列与价值体系，就自然无法复原人类历史的全过程。由此可知，历史博物馆所展陈的“历史”，实际上是不完整的。最好的办法是将所有能够反映当时信息的全部考古发掘材料以适当的方式展陈，这样即便看到的并不都是文物精品，但对认识历史的真实就要更加接近了。不过，如果是这种展陈形式，那就不是历史博物馆，而是以考古叙事的博物馆了。
考古单位建考古博物馆是否存在垄断考古资源，阻碍了历史博物馆的发展呢？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正如前述，考古发掘品并非历史博物馆藏品的全部，考古发掘品能够进入历史博物馆的，并不是每一次考古工作所有发掘品的“照单全收”，而是按照历史博物馆征集藏品的要求选择“精品”。进入历史博物馆的藏品除了考古发掘品，还有其他更加广泛的来源。入藏文物中，有很大部分并非考古发掘品，尤其是近现代和当代文物，包括字画和相关艺术品、民俗、民族文物等。考古发掘出土品入藏历史博物馆之后，真正作为展陈品的，又只是其中的少部分。
其次，考古发掘单位不存在垄断考古资源的问题。考古工作有其基本的流程，考古发掘的标本需要大量的室内保护修复和整理工作，这个过程，有长有短。当前，考古单位配合基本建设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任务极为繁重，考古人员一年到头疲于奔命，很少有完整的时间安排考古发掘资料的保护修复和整理，从而导致考古资料整理严重滞后。按照相关规定，考古发掘三年之后，要完成资料整理并撰写考古报告，考古单位需向博物馆移交文物，这“文物”的前身，就是通过保护修复和整理之后的发掘品。但因整理无法及时跟进，造成考古资料严重积压，从而导致文物移交无法实现，这是考古单位长期被诟病的问题。这种局面的出现，显然不是考古单位的问题，而是体制机制问题。即便如此，考古单位也并不存在刻意垄断考古资源的现象，向博物馆移交文物，从来都是考古单位的常规工作，资料整理完成之后向博物馆移交文物，甚至资料尚未整理也将发掘品借展给博物馆，乃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未存在因博物馆展览需要而考古单位拒绝提供文物的例证。当前各级各类博物馆的展陈中，由考古单位提供的展品绝不在少数。
考古单位建设考古博物馆不能视为垄断考古资源。考古发掘出土的是考古研究的标本。考古标本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庞大的体系，不仅仅是肉眼可见的遗物和遗迹，还包括肉眼看不见而需要通过仪器设备才能观察研究的微遗存，比如大量的微形态土壤、孢粉、植硅石、黏土矿物、微体动植物遗存等等。说绝对一点，考古标本是考古发掘的所有，包括每一铲土都算。确实，在考古标本中，土样标本是最多的。除了土样标本，还有各类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还包括考古发掘过程中提取到的人类行为活动的遗存，包括遗迹和遗物。前文已述，遗迹作为不可移动文物无法移交，可移动遗物如红烧土、炭屑、玉石料及其半成品、陶瓷片、金属原料及制品、各类有机物遗存。此外还包括非人工遗物但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遗存如植物、动物、矿石、冲积和沉积物等等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自然遗存，构成理解古代社会与文化的重要信息，都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因而都属于考古标本。这些对于认识古代社会的形态及其进程是极为重要的信息，都是考古资源。上述考古资源中，能作为文物移交给博物馆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大量的土壤土样、矿石、陶瓷片、红烧土、微形态有机物等并不符合博物馆入藏文物的标准和要求，这类考古资源如果考古单位让其长期放置于库房深处，那才叫垄断考古资源，建设考古博物馆恰恰是将这些考古资源开放，向社会公众展示，使其价值体系得以充分体现，又何来垄断考古资源之说呢？难道只有全部移交给了博物馆由其垄断，才不叫垄断？
结语
目前，考古遗址博物馆作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必选项目，已经成为政府行业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识。考古博物馆的建设则是近年成长起来的新生事物，是实证中华文明百万年人类史，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指示精神的重要体现。考古工作如何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这些重要精神和原则，必须在考古博物馆中得到充分体现，并贯穿于考古博物馆的展陈设计。考古博物馆的出现，必定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力量。考古博物馆的使命与叙事的源科学是考古学，它介绍考古知识，传播考古力量，认知史前人类漫长的过去，弥补文献阙如的历史。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考古博物馆是新生事物，是践行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的产物。它的出现时间还很短，相关理念、技术与方法还在探索之中。如何建设考古博物馆，在顶层设计上还存在使命不清、定位不明的问题，也存在着展陈形式雷同化、专题性不突出的问题。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考古博物馆的工作将不断完善与优化，并与其它类型博物馆交相辉映，共同为弘扬中华文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自身的贡献。
（作者：郭伟民、张洵，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