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考古博物馆是建成开放的全国第二家大型考古博物馆，2022年6月正式开放。这里收藏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湖北考古历年发掘的200余处遗存出土的文物标本2万余件，包括三峡工程建设开始前的宜昌杨家湾、白庙、三斗坪，秭归官庄坪等遗址，以及丹江库区调查文物，还有建始人、郧县人、鸡公山、屈家岭、石家河、盘龙城、铜绿山、雨台山等多个湖北重要考古发现的文物标本，是湖北考古出土文物保管、收藏、保护、研究与展示利用的场所。
湖北考古博物馆外景
漫步展厅
作为公众走近考古、了解考古的窗口，湖北考古博物馆依托木兰湖考古整理基地改建，一楼为展览展示空间，包含“千年文脉——长江文明考古展•湖北”“世纪工程——三峡考古成果展”及“长江文明展（数字）”，展陈文物1000余件。
此外，还建设有室外阳光展厅。二楼为文物标本库房，收藏保管文物及标本2万余件。三楼为考古整理室，为考古工地提供文物整理修复空间，形成边修复边保护的工作模式。各楼层之间的功能划分和配合，形成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的综合空间。
“千年文脉——长江文明考古展·湖北”
以时间为脉络，自距今200万年左右的湖北建始人开始，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止。通过“人类起源”“文明之路”“夏商南土”“周之南国”“江汉入秦”五个部分，选取典型遗存出土的具有明确时代特征的成组陶器、铜器、石器、玉器等展品1000余件，介绍了湖北境内从古人类开始直到秦汉的重要历史变迁及相关文物。
在每一部分的介绍中，都以湖北境内出土的有代表性的文物，从多个角度对同一时期的文化进行阐述，突出了考古专题展的特色，丰富了展览的内容及内涵。揭示了“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和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历程，呈现了源远流长的长江文明汇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在传承中弘扬荆楚文化，赓续千年文脉。
“千年文脉——长江文明考古展·湖北”序厅
“世纪工程—三峡考古成果展”
三峡作为长江上中游的廊道，在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三峡文物保护工程，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文物保护项目，共发掘遗址723处，出土文物24万件/套。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在三峡地区形成了东西对立、博弈，又互相影响、交融的两个文化圈，既体现了上中游的文化差异，又揭示了上中游持续近万年的文化互动，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重要内容和生动诠释，三峡考古工作揭示并印证了这一过程。
“世纪工程—三峡考古成果展”，以三峡地区发掘出土的文物作为主要介绍对象，以时间为叙述脉络，介绍了三峡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文化面貌。展览分为“大江之中”“巴楚之地”“千年走廊”三个部分，选取陶器、瓷器、铜器及石刻拓片近百件，概要介绍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巴楚文化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后的文化面貌，通过扎实而丰富的考古成果，历时性展示这一区域在长江文明乃至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长江文明展（数字）”
展览分为“文明之光”“金道锡行”“礼乐中国”“异彩纷呈”“交融和合”五个单元。选取长江沿线各大博物馆各时段的化石、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漆木器、竹简木牍等100余件藏品进行数字化展示。这是先秦时期长江文明的第一个数字展览，可以让公众对长江文明有更多更深的了解，对全面认识中华文明起到一定推进作用。
室外展陈，主要形式为半开放式的阳光展厅,展示面积200平方米，外加100平方米的室外研学交流空间。展示柜中，以高低错落的展台和分类装筐的史前陶器和石器标本为展品呈现,表现时代地层的区别与延续；对部分展品进行形制、颜色、纹饰分类展示，尝试表达考古整理现场的意象。
对话文物
湖北考古博物馆收藏有历年发掘的200余处遗存出土的文物标本2万余件，包括化石、石器、陶器、青铜器、木器、玉器等多个门类。
陶塑人像
2022年在石家河遗址进行勘探时，于石家河三房湾遗址地层，发现这件距今约4000年的陶塑人像。陶塑人像宽约2.8厘米，高约3.7厘米，出土时有残缺，表面有附着物。为展览需要，陶塑人像被送往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进行修复。修复师王双超秉持着每一处痕迹背后，都可能有一段历史故事的理念，修复时对这件陶塑人像进行细致的观察，寻找其上是否遗留痕迹，并惊喜地发现了疑似指纹痕迹。
疑似指纹痕迹的出现，引起了高度关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多领域、多视角的对陶塑人像进行研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部负责人江旭东博士，使用三维视频显微镜，对陶塑人像进行了微痕分析。经测量，疑似指纹的纹线间距大约0.31至0.37毫米，与现代人接近。刘持平、郑道利两位刑事技术专家指纹进行研判，在听取出土情况、微痕分析等介绍后，依据痕迹轮廓及纹线走向、间距、细节点等信息，最终确认这两处痕迹为人类指纹，且是在制作陶塑人像过程中留下的立体指纹。两位专家根据指纹所表现出的形态推测，左耳下的指纹为右手食指或左手拇指，多次叠加后形成的。右耳下的指纹，是一次形成，可能是左手拇指指纹，且为拇指外侧纹线。
除了对指纹进行研判外，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同时邀请雕塑家李三汉，对这件陶塑人像进行艺术层面的分析。李三汉认为，4000多年前的先民，手是最便利的造型工具，陶塑人像应是在指尖反复捏制下形成的。人像在喉结部位塑造明显，具有一定的写实性，右侧脸颊凹陷处的塑造有一定力度，整体风格向写实过渡。
由此可以确定，这件陶塑人像上的痕迹，为石家河先民在进行陶塑人像捏塑时留下的。根据现有的文物材料来看，这枚指纹是长江流域目前发现最早的人类指纹遗迹。
石家河遗址陶塑人像
谷城擂鼓台青铜礼器（一组）
201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谷城擂鼓台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2号墓出土了一组青铜礼器共6件，其中有铜鼎2件、铜簋2件、铜提梁卣1件、铜罍1件。值得一提的是，铜鼎内壁铸铭文4行17字：隹邓九月初吉庚午，邓子䣊伯自作陵鼎；铜簋盖内及器内底部铸有相同铭文，共4行23字，重文1字：隹王正月，庸邵格文祖皇考，作尊簋，庸其万年子孙永宝用。根据出土的鼎、簋4件青铜器上的铭文推测，擂鼓台M2的墓主人为邓国的贵族，其名为“䣊伯”。
鼎和簋是殷周青铜器中数量多、地位重要的器类，多以组合方式出现。罍、提梁卣最早见于二里冈上层文化，流行于殷墟时期至西周早期，春秋时期少见。2号墓同时随葬了罍、提梁卣两种酒器，与同时期他国青铜器群有明显不同，显示出邓国青铜器具有一定的自身区域特色。
谷城擂鼓台2号墓出土青铜礼器
江陵张大冢青铜礼器（一组）
2018年1月，在发掘荆州雨台山墓群张大冢墓地2号墓时，出土了一组青铜礼器共12件，其中有铜鼎4件、铜敦4件、铜壶4件。鼎、敦、壶是典型的楚国墓葬随葬品组合，对比周边相关材料，可以判定器物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同时，器物制作不甚精良，部分范铸泥芯尚未剔除，基本可以判断其是作为专用随葬明器使用。
根据墓葬规模、形制及出土随葬品，可以判断2号墓是战国中晚期一座下等贵族的墓葬（“元士”级别）。与这座墓葬同处一地的雨台山墓群，是我国长江流域以中小型楚墓为主的一处大型古墓葬群，应是下等贵族及平民的公墓区。该墓群墓葬年代集中在战国早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段这一区间，反证了纪南城这座规模宏大楚都遗址的繁荣时期。
荆州雨台山墓群张大冢墓地2号墓出土青铜礼器
睡虎地汉简——《算术》（216枚）
2006年，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中出土大量简牍，包括《质日》《算术》《日书》、书籍、律典、公私文书。
根据墓葬内相关的纪年材料可知，77号墓的年代当在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这些简牍沉睡了近2200年，终于重见天日。其中一卷算术简册，书题“筭（算）术”，写在1号简背面第一道编绳下。《算术》卷共有216枚竹简，出土时位于竹笥所盛简牍的下层，原始的编连状况得到较好保存，字迹清晰。
《算术》中有题名的算题共40道。早期算术文本往往失传，史书记载也语焉不详，但从秦至汉初，多种算术文本并存到《九章算术》这一整理规范的文本，一定经历了经典化的过程。张苍等汉代学者究竟是如何删补旧文而最后形成算术经典的，学者们一直在探讨中，《算术》的发现丰富了我们的认知。“少广”类算题，是目前有一定共识的典型。《九章算术》中“少广”为卷第四，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原始收卷状态不清晰，但有研究者怀疑“少广”原当在开头。而在《算术》中，“少广”明确位于全书之首。虽然目前还未能完全厘清算术每一细节的发展演变过程，但是依据《算术》这样的新材料，我们可以逐步由点及面，展开对算术经典体系形成过程的探索。
《算术》是目前所见保存状况最为完好的科学考古发掘的算术文献，对于认识汉初以至秦汉时期的算术文本有着重要作用。《算术》也体现出早期算术文献的实用性，与社会历史结合紧密，为汉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睡虎地汉简——《算术》
共享空间
湖北考古博物馆是继陕西考古博物馆后，全国第二家对外开放的考古博物馆，因位于木兰湖风景区，也纳入武汉市黄陂区文化旅游景区。从2022年6月正式开馆以来，共接待省内外参观团体300余批次。在2022年8月，为配合纪录片《寻古中国·云梦记》的拍摄，成为中央电视总台纪录片的取材地之一。同时，针对不同群体，结合考古专题性博物馆的特色，策划并组织落实“考古课堂”系列课程，以更多元的手段，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让文物承载的中华文明精神特质和文化底蕴更加可知可感、可亲可近。
湖北考古博物馆成为武汉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窗口，进一步满足和丰富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及精神生活，使公众走进考古、了解考古、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图文转自 湖北文物 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