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汉平原出土大量商时期的青铜器，其中二里冈时期的青铜器集中出自盘龙城及其附近，指示出商人兴建盘龙城的目的应是控制长江沿岸地区而非占据江汉平原。江汉平原出土的殷墟时期的青铜器表明商文化对这一地区仍有影响，这些铜器大致呈线性分布，与二里冈文化南下的路线一致。长江以南的一些文化因素也于此时进入江汉平原的南部。湘江流域出土的商式青铜器可能由中原经江汉平原传入，但大量以动物造型的铜器为主的地方型铜器可能产于当地，它们代表了湘江流域的一支地方性青铜文化。
关键词：江汉平原；盘龙城；湘江流域；青铜器
江汉平原历年出土有不少商时期的青铜器。这些为数不多的青铜器较为零散，风格大多与中原地区的同时期铜器一致，因而未像湖南出土的青铜器那样受到重视。在二里冈文化时期，黄陂盘龙城成为江汉平原的文化中心，盘龙城遗址及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成为研究的重点，相比之下对江汉平原出土的零散铜器关注并不多。盘龙城的兴起对江汉地区乃至于整个长江中游青铜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要认识盘龙城兴起和废弃后江汉平原的文化面貌，以及商时期江汉平原与其他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等，都有必要考察江汉平原出土的青铜器。
江汉平原的商时期青铜器以盘龙城遗址出土最为集中。据已发表的材料，盘龙城的青铜器主要出自墓葬和祭祀坑，计有斝、爵、鬲、鼎、甗、簋、觚、卣、盉、盘、尊、罍等。对于盘龙城青铜器，发掘报告做过系统分析，总结了各类青铜器的早晚变化，并认为它们与商文化青铜器近同［1］。其他还有很多专门研究，也指出除较晚阶段的个别器形和纹饰外，盘龙城青铜器与二里冈青铜器有基本相同的器类、组合、器形、装饰和铸造技术［2］。正因为包括青铜器在内的诸多因素与二里冈文化相近，学术界才认同于盘龙城的青铜文化是二里冈文化的一个类型。鉴于对盘龙城青铜器已多有研究，本文主要考察盘龙城以外的江汉平原的商时期青铜器。
一、江汉平原商时期的青铜器
江汉平原出土的商时期的青铜器较为零散，故先按时代梳理后再讨论。
（一）二里冈文化时期
1977年在随县城南的淅河公社发现13件青铜器［3］。斝1件，为敞口，束颈，鼓腹，三棱形空锥足，足尖外撇，鋬与一足相对。颈和腹上饰宽线条的兽面纹，上下有连珠纹。高23厘米（图一，1）。爵2件。一件为窄流，尖尾，颈细直，直腹，平底，三棱形实足较高，鋬与一足相对。颈和腹上饰椭圆形眼的歧尾兽面纹，上下为连珠纹。高22厘米（图一，2）。另一件为窄流，单柱，颈腹分界不明显，垂腹。饰同样的兽面纹。高16厘米（图一，3）。觚1件，口、底均为喇叭形，细腰，平底，圈足。腰和足部饰上下有连珠纹的兽面纹。高19.5厘米（图一，4）。另有铜直内戈、锸、斧、凿各1件，刀、斨各2件。
1958年在黄陂矿山水库工地发现1件铜斝、3件铜戈［4］。斝残破，报道简略，但知为折腹式，有鋬，三空锥足。腹饰兽面纹。戈均为直援长方内戈。黄陂鲁台山出土1件平底爵［5］，直腹，平底，三足足尖外撇。腹饰单层粗线条的兽面纹，高16.5厘米（图一，5）。
1992年在黄州市蓼叶嘴村发现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鬲、觚、爵、斝、瓿等青铜器16件，陶器4件，原始瓷和石器各1件［6］。铜鬲为侈口，立耳，袋状腹，分裆，三实心锥足。颈部饰上下为连珠纹的变形兽面纹，兽面无明显的眼目和嘴等。高17.8厘米（图二，1）。觚为敞口，束腰，平底，喇叭形圈足。腹饰上下为连珠纹的T字形角上卷尾兽面纹，足上有三个十字形镂孔。高19.6厘米（图二，3）。爵为敞口，窄流，尾残，流口处有两菌状柱，折腹，平底微凸，三棱形锥足。饰上下界以连珠纹的兽面纹。高18.8厘米（图二，5）。斝为敞口，两菌状柱，折腹，三棱形锥足，鋬与一足对应。颈下饰粗阳纹的椭圆目歧尾兽面纹。高31厘米（图二，2）。瓿近似于罍而腹略扁，为侈口，短颈，折肩，圜底近平，圈足。肩和足上饰目雷纹，腹饰臣字眼的上兽面纹。足上有长方形镂孔。高23厘米（图二，4）。除以上容器外，墓中另有铜戈、钁、斧、凿、刀各1件，镞6件。
荆州荆南寺的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M26，出土铜斝、戈、钺、刀各1件［7］。斝为两柱，束腰，腹底部外鼓，底较平。腰上饰乳丁纹。高23厘米（图二，6）。戈为直援直内，钺为荷包形。另外，在荆南寺遗址还出土少量铜刀、锛、镞等。
1979年宜都县（现枝城市）废品收购部购到1件青铜罍，据说出自清江底部，可能来自附近的王家渡遗址［8］。罍为侈口，短颈，折肩，圆腹，高圈足。肩饰椭圆目夔纹，腹饰上下界以连珠纹的T字形角上卷尾兽面纹，圈足饰没有明显眼目的歧尾兽面纹，足上有三个近圆形镂孔。高26.4厘米（图一，6）。另据报道，1978年在宜都王家渡遗址出土1件铜罍，高27厘米［9］。疑为同一件器物。
以上青铜容器主要是觚、爵、斝，另有鬲、瓿、罍。觚为喇叭口，细腰；爵和斝多为折腹或弧腹，颈腹分明，平底；鬲为分裆袋足，实心锥足；戈为直援长方内。这些形制都具有明显的二里冈青铜器的特点。青铜器上的纹饰主要是兽面纹，多为T形角，椭圆形眼或没有明显的眼目，歧尾。也有的为臣字形眼，上卷尾。兽面纹上下通常饰连珠纹。这些都是二里冈时期青铜器兽面纹的典型特点。这些铜器的器类、形制和纹饰都与盘龙城出土铜器相同或相近。
（二）殷墟文化时期
1986年在枣阳新店村发现1件大口尊［10］。大喇叭口，束颈，折肩，斜直腹，高圈足。肩上有三个牛首和三只立鸟，腹和足上有扉棱。腹和足上饰兽面纹。高53厘米（图三，1）。枣阳王城镇官营村出1件铜鼎［11］。鼎耳、口沿、两足尖残。略似盘口，两立耳，深腹微垂，圜底，三柱足上粗下细，腹和足上有扉棱。腹上部饰单线阳纹的兽面纹。高65厘米（图三，2）。
1978年在应山发现1件铜鼎，鼎四周用岩石垒成一方圈，上盖石板，可能是窖藏［12］。鼎口微敛，折沿，直耳，深腹，圜底，柱足。口沿下饰两组下卷尾的兽面纹。鼎高36厘米。又报道应山乌龟山窖藏出土1件鼎［13］，为立耳，敞口，直腹，圜底，柱足。腹饰兽面纹。高32厘米（图三，3）。
1987年在安陆市雷公镇解放山发现4件铜器。铜器出自一深约100、口径80、底径74厘米的土坑内，坑上由两块不规则红石条掩盖，应为窖藏［14］。其中瓿1件，敛口，圆肩，扁圆腹，圈足。肩和足上饰兽面纹，腹部兽面纹为竖直内卷角，横贯口，似有额状饰，细长身，尾下卷。高19厘米（图三，4）。觚3件，均为敞口，束腰，腹中部微鼓，圈足，上有两个十字形镂孔。腹和足饰兽面纹。高27厘米（图三，5）。1978年在程巷公社征集到1件爵［15］，流、尾上翘，深腹，圜底，三棱锥状足。腹饰两道弦纹。高16厘米。
1973年在应城巡检公社出土青铜斝、爵各1件。出土时斝直立，爵置其中［16］。斝为侈口，双柱，菌状钮，折腹，平底，三空足。上下腹各饰一周兽面纹。高40厘米。爵为深腹，圜底，腹饰兽面纹。高21厘米。又报道应城吴祠窖藏出土1件斝［17］，形制、纹饰、大小均同巡检公社斝，或为同一件器。1976年在应城巡检公社出土1件鸮卣［18］，带盖，有提梁，四足中空而不与腹相通，无底纹。通高25.9厘米。又报道应城县群力村出土1件形制、大小相同的鸮卣［19］，应为同一件器。
1979年在黄陂枹桐公社官家寨湾一水塘内出土觚等4件青铜器，在罗汉公社出土2件铜爵，在表李湾出土1件铜斝［20］。爵都为长卵圆腹，圜底。觚3件，均为敞口，细腰，喇叭足，腹饰兽面纹，高均20余厘米。斝身分两段，底略圜，饰兽面纹，高18.9厘米（图三，8）。又报道在黄陂钟家岗和官家寨墓葬出土2件爵和3件觚［21］，形制与大小与上述铜器相同，应为同一批器物。爵为双柱，卵形腹，三锥足外撇。一件腹饰兽面纹，高18.6厘米（图三，9）；一件腹饰三周弦纹，高20.8厘米（图三，10）。觚3件，腹和足饰兽面纹，分别高22.5、25.6、27厘米（图三，7、11、6）。在黄陂鲁台山东北的滠水左岸河沙中出土1件罍［22］，侈口，束颈，折肩，鼓腹，肩和腹有扉棱，圈足外撇。肩和足饰云雷纹，腹饰简化兽面纹。高26.4厘米（图四，1）。
1986年在新洲县阳逻镇发现铜鼎2件，矛、锸、锛各1件［23］。2件鼎大小形制相同，均为立耳，口微敛，腹微下垂，圜底，柱足。饰相间的涡纹与夔纹。内壁有“戈乙”两字。高25.7厘米（图四，5）。
1965年在汉阳东城垸纱帽山遗址附近出土1件觚形尊［24］，敞口，腹微鼓，圈足下有足裙，颈、腹和足上有四条扉棱，扉棱出口沿。颈饰蕉叶纹，下饰夔龙纹，腹和足饰兽面纹。足内有“天兽御”三字铭文。高37.1厘米（图四，3）。汉阳县竹林咀出土1件青铜方罍［25］，直口，深腹，圈足。颈、肩、腹和足四角及四边都有扉棱，肩上有兽首和耳。颈、肩、腹上部和足均饰小鸟纹，腹下部饰蕉叶纹。
1961年在浠水县策山西南麓发现铜甗、斝各1件，甗直立，斝在甗腹中［26］。甗为敞口，立耳，深直腹，腹壁斜直，底近平，三柱形足。鬲上饰兽面纹。高69厘米（图四，4）。斝为敞口，口沿上有伞顶方柱，束颈，鼓腹，有鋬，三柱足。素面。高27.5厘米（图四，2）。
1975年在鄂城沙窝公社发现1件爵横卧于一土坑中，有两块铜覆盖在爵的腹部［27］。爵为卵形腹，圜底，三足外撇。饰兽面纹。鋬内腹部有 “举父己”三字铭文。高21厘米。另有报道，1977年在鄂城沙窝公社陈林寨山岗发现1件爵，形制、铭文相同，高19.5厘米［28］。或为同一件爵。1967年鄂城县碧石公社废品收购部收到1件爵，鋬内有族徽，形制同沙窝爵，纹饰有差别。
1974年大冶罗桥区出土1件卣［29］，有盖和提梁，鼓腹，圈足。盖面饰夔龙纹，颈下饰兽面纹，足饰斜角雷纹。高33厘米（图四，6）。
1974年在阳新县白沙公社刘荣山大队近山顶处发现2件并置的铜铙［30］。一铙为兽面纹，残高27厘米（图五，1）；一铙饰卷云纹组成的兽面纹，有圆圈纹衬地，残高24厘米（图五，2）。
1977年在崇阳县汪家咀发现1件铜鼓，有可能是被水冲至此处［31］。饰云雷纹和乳丁纹。高75.5厘米。
1992年在江陵岑河庙兴村发现2件铜尊［32］。均为大敞口，束颈，折肩，斜直腹，圈足。肩上有三个牛首和三只立鸟。腹和足上有扉棱。腹饰分解兽面纹，足饰长身的连体兽面纹。分别高63.5、46.2厘米（图六，4、1）。1994年在岑河又征集到1件形制相同的大口尊［33］。
1987年在沙市立新乡东岳村发现1件罍［34］。侈口，折肩，深直腹，高圈足。肩上有四个兽首，腹和足有四道扉棱。肩饰夔纹，腹和足饰下卷尾的分解兽面纹。高51.5厘米（图六，7）
上世纪90年代末，在石首市桃花山镇九佛岗村附近相继出土3件青铜器［35］。1997年出土的2件觚为喇叭口，长颈，圈足有足裙。颈饰蕉叶纹，颈下饰夔纹，腹和圈足有四扉棱，饰兽面纹。2号觚套在1号觚内，1号高31.5厘米（图六，6），2号残存口至颈部，残高14厘米。1998年出土的1件镈，环状钮，合瓦形腔，舞平，于平。两面钲部饰兽面纹，四周为12枚涡纹。高38厘米（图六，2）。
襄樊市文物管理处于1979年从废品回收公司拣选到一批青铜器，出土情况不明，但据说确属襄樊一带出土［36］。其中1件爵为窄长流，尖尾，圜底，三棱锥足。腹部饰细云纹组成的兽面纹。高20厘米。鋬间腹外壁有“举父戊”三字铭文。
除以上零散出土的铜外，在个别西周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殷墟风格的青铜器。1980年在随县安居公社羊子山发现一座竖穴土坑墓，出18件铜器，有鼎、簋、爵、尊、觯各1件，卣2件，铜泡3件，戈、兽面各4件。墓葬属西周早期或中期偏早［37］。其中的爵为长流，长尾，深腹，圜底，三棱形锥足，腹饰兽面纹，鋬间有“戈父辛”三字，高20厘米（图六，3）。觯口残，长束颈，腹下部微鼓，圈足。颈部饰一周云纹，圈足内壁有“子父癸”三字。高17厘米（图六，5）。爵和觯均具商代晚期铜器特点。据报道1976年在羊子山曾出土1件形制、纹饰完全一致的爵，爵上有铭文“鱼父乙”。
江汉平原出土的上述殷墟时期的青铜器以觚、爵最多。觚腹中部微鼓，圈足下有足裙。爵为卵圆形腹，圜底。鼎相对稍多，盘口或直口，直腹，柱足，有的带扉棱。这些都是殷墟青铜器的特点。大口尊、鸮卣、瓿、罍、鼓、铙等也都是多见于殷墟时期的器物。纹饰仍以兽面纹为主，但已不见二里冈时期的椭圆形眼、歧尾兽面纹，以及兽面纹上下的连珠纹等。铜爵、鼎、觚形尊、觯上还有铭文和族徽。这些铜器中，鼎、大口尊、觚形尊、罍、瓿、鸮卣、觚、爵、斝和铙等，大多相当于殷墟早中期。浠水的甗和斝、石首的镈等可能为殷墟晚期或商末。
二、江汉平原商时期的青铜文化
江汉平原出土的二里冈时期的青铜器数量有限，并主要发现于黄陂附近。黄陂矿山水库和鲁台山的零散铜器应与盘龙城有关。黄州距盘龙城不远，出土铜器的蓼叶村土坑墓长2.6、宽1.35米，方向170度，未发现棺椁尸骨等。青铜器置于墓坑北端，陶瓷器和铜镞置于南端。该墓的规模、墓向、形制以及随葬品的数量与组合等，与盘龙城城址中第七期的PCYM1最为接近。PCYM1长2.35、宽1.52米，180度，出土铜觚、斝、鼎、罍等14件随葬品。蓼叶村墓葬的墓主很可能是由盘龙城活动到长江沿岸的商人。
二里冈时期青铜器的另一个出土地点随县位于涢水上游的江汉平原最北部。除青铜器外，在随州市淅河镇金屯村曾发现陶鬲、陶缸和石刀、石镰等，与郑州商城、台西遗址和殷墟出土的器物相同［38］。随州地处二里冈文化核心区与盘龙城之间，很可能正位于文化传播的通道上。
在汉水以西，二里冈时期的青铜器非常少见。荆南寺的青铜器出自墓葬，该遗址的陶器也有二里冈文化的特点。枝城的青铜罍若的确出自当地的遗址，则是见于江汉平原最西部的二里冈时期青铜器。
总之，在二里冈时期，江汉平原的青铜器集中于盘龙城及其附近，此外发现很少。青铜器面貌较为一致，都属二里冈文化。有研究指出在盘龙城以北的鄂东北地区已发现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遗存40余处，面貌与延续时间与盘龙城相同，且在盘龙城周围还有次一级的据点［39］。从出土的铜器看，当时商人似主要活动于盘龙城，盘龙城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区域性中心。江汉平原其他地区发现的商式陶器虽显示出商文化的影响，但不表明商人直接分布到了那些地区。这些或许表明盘龙城并不是为扩张领土而用于控制江汉平原的，它的出现可能确如许多研究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获取长江沿岸的铜矿资源。
盘龙城废弃后，殷墟时期的江汉平原不再存在像盘龙城那样的中心。殷墟时期的青铜器较为零散。从出土地点看，铜器出自枣阳、应山、安陆、应城、黄陂、新洲、汉阳、浠水，明显呈线性分布。这大约正是二里冈文化南下至盘龙城及长江沿岸的路线。所不同的是，在殷墟时期青铜器分布到了更南的区域，在长江以南的鄂城、大冶、阳新、崇阳等地也有发现。除了汉东，汉西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出自江陵、沙市一带，以及长江以南的石首。江陵一带出土铜器或许与此前存在过荆南寺这样的区域文化中心有关。在江陵以东汉水至长江之间的区域则不见商时期的青铜器。殷墟时期的青铜器在汉东、汉西都不存在集中出土的情况，可见自盘龙城废弃后，殷墟时期的江汉平原没有一个青铜文化的中心，但殷墟时期商人在江汉平原的活动范围基本与二里冈时期一致。
从出土状况看，除随县的西周墓出土商代晚期铜器外，其他铜器均不出自墓葬。有报道称黄陂的觚和爵出自墓葬，但并无墓葬的信息。有的铜器可能出自窖藏，如应山、安陆发现的青铜器都出自土坑并有石块掩盖。还有的铜器相伴出土，如应城的铜器爵置于斝中、浠水铜斝置于甗中、石首的两件觚相套、阳新的两铙并置。更多铜器为零散出土。已发现的铜器基本不是随葬品，这是江汉平原殷墟时期青铜器的重要特点，且与二里冈时期的青铜器明显不同。
从器形上看，殷墟时期的铜器以觚和爵的数量最多，其他如鼎、甗、瓿、罍、卣、觯等数量都很少。这既保持了盘龙城和江汉平原二里冈时期青铜器多觚和爵的传统，也与同时期殷墟地区流行觚与爵相一致。
从风格上看，江汉平原的青铜器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汉东枣阳、应山、安陆、应城、黄陂、新洲、汉阳、浠水等发现的觚、爵、斝、瓿、罍、卣、觚形尊、鼎和甗等，器形、纹饰、铭文都与殷墟青铜器相同，属商式铜器。长江以南的阳新、崇阳、石首出土的铜鼓、铙和镈则属于南方系统的青铜乐器。枣阳、尤其是江陵和沙市出土的大口尊与罍有别于商式铜器，类似的大口尊见于湖南华容、重庆大昌、四川三星堆和陕西城固，同类的罍见于湖南岳阳和三星堆，这类尊和罍是长江流域具有自身特点的青铜器［40］。由此可见，殷墟时期江汉平原没有一个区域性文化中心，由青铜器所表现出的文化面貌也不统一。
三、江汉平原青铜器与湘江流域青铜器
与江汉平原邻近并同样出土大量零散青铜器的地区是湖南，特别是湘江流域。湘江流域的青铜器因发现早且铜器自身特色鲜明而有较长的研究历史。江汉平原和湘江流域出土青铜器的情况类似，两地的青铜器和青铜文化也有一定关联，因而可将两地商时期的青铜器进行比较。另外，有观点认为湘江流域出土的一些重要铜器的产地是江汉平原，对此也需要就两地的青铜器做具体考察。
湘江流域的大多数商时期的青铜器出自宁乡一带，它们在面貌上大致可分为两类［41］。第一类以鼎、卣、觚、爵等为主，它们与中原出土的殷墟时期的青铜器基本相同，具有代表性者如黄材寨子山的人面方鼎，栗山水塘湾的分裆鼎，望城高砂脊的圆鼎与圆尊，宁乡炭河里、王家坟山、回龙铺和横市镇的圆腹卣，长沙、株州、双峰的鸮卣，宁乡葛藤木梆子山的觚，湘乡狗头坝的爵等。第二类则不同于商式青铜器，包括四羊方尊、双羊尊、猪尊、象尊、虎食人卣、兽钮瓿等大批动物造型的器物，以及前文所述的大口尊、罍和宁乡一带出土的铜铙。
简要比较江汉平原与湘江流域出土的青铜器，可见两者有同有异。
相同之处于，除了个别商末周初的墓葬中随葬有青铜容器外，两个区域的青铜器多是零散出土。相比之下，江汉平原两件或多件铜器成组的例数略多，而湖南地区成组出土者多为铙。两个区域青铜器的面貌都不单一，均有中原型铜器和地方型铜器。中原型铜器中都多觚、爵、鼎、鸮卣等，铜器上常见铭文或族徽，江汉平原铜器上有“戈乙”、“戈父辛”、“举父己”、“举父戊”、“子父癸”、“鱼父乙”、“天兽御”等，湘江流域铜器上有“戈”和“举”字铭文。据邹衡先生研究，出土地明确的“举”字铜器以殷墟出土者居多，该族以太行山东麓一线为分布中心；而戈族的原住地以陕西泾阳和河南安阳两地的可能性较大［42］。江汉平原和湘江流域的地方型铜器中都有大口尊、直腹罍，以及铙和镈。
相异之处也很明显。江汉平原存在盘龙城那样的青铜文化中心和大批二里冈文化的青铜器，湘江流域则没有可以确定为二里冈时期的青铜容器。湘江流域殷墟时期的铜器在宁乡炭河里一带发现较为集中。在炭河里曾发现一座城址，有夯土基址等［43］，虽然炭河里城址的年代以及城址与铜器群的确切联系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湖南青铜器应存在一个集中分布的中心。在中原型铜器中，江汉平原觚、爵较多，湖南则只见个别的觚与爵，较多的是江汉平原少见的圆腹卣、鸮卣和鼎等。但更重要的差别是湘江流域出土大量动物造型的青铜器，这些湖南青铜器的代表性器物完全不见于江汉平原。
上述异同表明，江汉平原和湘江流域都存在殷墟时期的商式铜器，其中一些可能随人群迁徙而流入，如随县安居和望城高砂脊的周初或西周早期墓葬中的商式铜器，就可能是南下的商遗民留下的。另一些铜器也可能以其他方式流入，它们在这两个区域都不作为随葬品使用。
关于湘江流域出土的地方型青铜器，由于当地既无明确与铜器直接相关的中心性遗址，也没有发现铸造铜器的遗存，因而对于它们是否产于当地一直有不同意见。有研究将宁乡出土的青铜器分为五类，即具殷墟文化风格的A类、以大口尊和直腹罍为主的B类、以各种动物型尊卣为主的C类、以铜铙为代表的D类、以越式鼎为代表的E类，并提出江汉平原东部是B类铜器分布的中心区，商人在商代晚期退出后，那里仍是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而江汉平原东部是B类铜器的产地。而湘江流域的铜器是商遗民及江汉地区土著势力南逃进入湖南时带入（A、B、C类）或到当地后铸造的（D、E类）［44］。
从上文比较可知，江汉平原和湘江流域都出土商式铜器，虽然它们在器类等上有所差异，但显然都来自于中原，相同的铭文或许还可指示出相同的来源地。两湖地区西周早期墓葬中的商式铜器甚至可能是由殷遗民南迁时带入。由此可见，在二里冈文化时期，商人和商文化到达了长江以北，殷墟时期商文化虽然被认为大规模收缩，像盘龙城这样的中心城址也被废弃，但商人的活动或商文化的影响仍见于江汉平原，而且越过长江到达了湘江流域。至少从青铜器看，在整个殷墟时期商文化从江汉平原东部到湘江流域都有持续影响。如此，若湘江流域的商式青铜器来自中原，那么其途径当然会经过江汉平原。在汉西，长江以南的湖北石首出土铜觚与镈，邻近的湖南津市出土有商式的觚和爵［45］，石门出土卣和簋［46］。这是湘江流域以西另一个商式铜器出土较为集中的小区域。
但湖南出土的动物造型的尊、卣等完全不见江汉平原，其风格也与江汉平原二里冈和殷墟时期的青铜器迥异。虽然至今还没有这些青铜器产于湘江流域的直接证据，但可以认为它们与江汉平原无关。这部分独特的青铜器显示出湘江流域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与商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地方性文化。至于铜铙等乐器应是起源于长江以南，长江北岸发现的铜铙等当是南方的产品。
但江汉平原与湘江流域的确出土了部分风格相同的大口尊和直腹罍，它们主要出自汉西的江陵、沙市，以及湖南的华容和岳阳，这几个地点相距都不远，但都远离江汉平原东部。此类尊和罍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和陕西城固有集中发现，风格相近但也存在差别。如同是江汉平原的大口尊，枣阳尊就比江陵尊更接近殷墟尊。从这些情况看，这类尊和罍可能是多地制造的。至于两湖地区的这类尊和罍更可能产于何地，目前还难定论。但这些青铜器的发现至少说明在殷墟时期或更早，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陕南等地存在着某种联系。
四、结语
青铜器只是考古资料中的一类，但青铜器、特别是青铜容器是一个文化的核心内容，它们既体现出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同时也在社会和文化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因此，考察青铜器是了解和认识古代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江汉地区出土的商时期青铜器的分析，以及江汉平原与湖南青铜器的对比，可以获得以下几方面的认识。
第一，在二里冈文化时期，盘龙城是江汉平原的中心城址，二里冈时期的青铜器都集中于盘龙城遗址。其他零散的青铜器多出自盘龙城周围，并与盘龙城青铜器相同。这些青铜器的分布状况和文化面貌，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二里冈王朝兴建盘龙城的目的并不是扩张领土或占据江汉平原，而是用以控制长江沿岸地区。
第二，在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在江汉平原的分布较为零散，没有一个集中分布的区域性文化中心。这些青铜器在江汉平原大致呈线性分布，显示出商文化的影响区域与二里冈文化南下的路线一致。在汉东和汉西地区，商文化的影响都越过了长江。与此同时，长江以南的一些文化因素也进入到江汉平原的南部。
第三，湘江流域的一些商式青铜器可能由中原经江汉平原进入湖南，但湖南出土的大量地方型铜器表明在湘江流域存在一类有别于商文化的地方性青铜文化。
注释：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2］ a. 张昌平：《盘龙城商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考察》，《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
b. 南普恒、秦颖、李桃元、董亚巍：《湖北盘龙城出土部分商代青铜器铸造地的分析》，《文物》2008年第8期。
［3］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1981年第8期。
［4］郭冰廉：《湖北黄陂矿山水库工地发现了青铜器》，《考古通讯》1958年第9期。
［5］黄锂、况红梅：《近年黄陂出土的几件商周青铜器》，《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
［6］ 黄冈地区博物馆、黄州市博物馆：《湖北省黄州市下窑嘴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6期。
［7］荆州博物馆：《荆州荆南寺》，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1、57、58页。
［8］ 黎泽高、赵平：《枝城市博物馆藏青铜器》，《考古》1989年第9期。
［9］宜昌地区博物馆：《馆藏铜器介绍》，《江汉考古》1986年第2期。
［10］ 枣阳市博物馆徐正国：《湖北枣阳发现一件商代铜尊》，《文物》1990年第6期。
［11］枣阳市博物馆徐正国：《湖北枣阳市博物馆收藏的几件青铜器》，《文物》1994年第4期。
［12］应山县文化馆张学武：《应山县发现商代铜鼎》，《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13］ 熊卜发：《湖北孝感地区商周文化调查》，《考古》1988年第4期。
［14］余从新：《湖北安陆发现商代青铜器》，《考古》1994年第1期。
［15］余从新：《安陆馆藏的几件青铜器》，《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16］尚松泉：《应城发现殷代斝、爵》，《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
［17］熊卜发：《湖北孝感地区商周文化调查》，《考古》1988年第4期。
［18］余家海：《应城县出土商代鸮卣》，《江汉考古》1986年第1期。
［19］熊卜发：《湖北孝感地区商周文化调查》，《考古》1988年第4期。
［20］熊卜发、鲍方铎：《黄陂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86年第4期。
［21］熊卜发：《湖北孝感地区商周文化调查》，《考古》1988年第4期。
［22］黄锂、况红梅：《近年黄陂出土的几件商周青铜器》，《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
［23］罗宏斌、黄传馨：《新洲县阳逻架子山铜器》，《江汉考古》1998年第3期。
［24］a. 张吟午：《商代铜尊、鱼钩和陶抵手》，《江汉考古》1984年第3期。
b. 湖北省博物馆：《汉阳东城垸纱帽山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7年第3期.
［25］ 见《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图版肆。原图版称之为方彝。
［26］刘长蓀、陈恒树：《湖北浠水发现两件铜器》，《考古》1965年第7期。
［27］ 鄂城县博物馆：《湖北鄂城县沙窝公社出土青铜爵》，《考古》1982年第2期。
［28］ 徐国胜：《介绍鄂城出土的几件文物》，《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29］ 大冶县文教局、文化馆梅正国、余为民：《湖北大冶罗桥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1981年第5期。
［30］ 咸博：《湖北省阳新县出土两件青铜铙》，《文物》1981年第1期。
［31］鄂博、崇文：《湖北崇阳出土一件铜鼓》，《文物》1978年第4期。
［32］荆州地区博物馆王从礼：《记江陵岑河庙兴八姑台出土商代铜尊》，《文物》1993年第8期。
［33］王宏：《论周梁玉桥文化》，《江汉考古》1996年第3期。该尊见荆州市博物馆。
［34］ 彭锦华：《沙市近郊出土的商代大型铜尊》，《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原简报称之为尊。
［35］戴修政：《湖北石首出土商代青铜器》，《文物》2000年第11期。
［36］襄樊市文物管理处张家芳：《湖北襄樊拣选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9期。
［37］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安居出土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2期。
［38］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随州庙台子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1993年第2期。
［39］ 张昌平：《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
［40］ 施劲松：《论我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大口尊》，《文物》1998年第10期。
［41］施劲松：《湘江流域的商代青铜器》，《湖南省博物馆》第五辑，岳麓书社，2008年。
［42］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88～291、321～322页。
［4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考古研究所、宁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6期。
［44］向桃初：《炭河里城址的发现与宁乡铜器群再研究》，《文物》2006年第8期；《宁乡铜器群与新干铜器群比较研究》，《江汉考古》2009年第1期。
［45］ 谭远辉：《湖南涔澹农场发现商代铜器墓》，《华夏考古》1993年第2期。
［46］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图版22、20，文物出版社、株式会社讲谈社，1983年。
插图说明
图一 汉江平原出土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
1、随县淅河斝 2、随县淅河爵 3、随县淅河爵 4、随县淅河觚
5、黄陂鲁台山爵 6、枝城王家渡罍
图二 汉江平原出土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
1、黄州蓼叶嘴村鬲 2、黄州蓼叶嘴村斝 3、黄州蓼叶嘴村觚
4、黄州蓼叶嘴村瓿 5、黄州蓼叶嘴村爵 6、荆州荆南寺斝
图三 江汉平原出土殷墟时期青铜器
1、枣阳新店尊 2、枣阳官营村鼎 3、应山乌龟山鼎 4、安陆雷公镇瓿
5、安陆雷公镇觚 6、黄陂官家寨觚 7、黄陂官家寨觚 8、黄陂表李湾斝
9、黄陂钟家岗爵 10 、黄陂钟家岗爵 11、黄陂官家寨觚
图四 江汉平原出土殷墟时期青铜器
1、黄陂鲁台山罍 2、浠水策山斝 3、汉阳纱帽山尊 4、浠水策山甗
5、新洲阳逻镇鼎 6、大冶罗桥卣
图五 阳新出土铜铙
图六 江汉平原出土殷墟时期青铜器
1、江陵岑河庙尊 2、石首桃花山镈 3、随县羊子山爵 4、江陵岑河庙尊
5、随县羊子山觯 6、石首桃花山觚
作者简介：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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