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马志亮）湖北考古自1924年李济先生在武昌进行湖北人种体质测量至今，已历百年，大致可分为萌芽、初创、曲折发展、健康发展和快速发展五个时期。百年来，湖北考古实现了从无到有，从以配合基建为主、简单论证，到注重主动发掘、加强研究、应用最新科技手段、拓展分支学科乃至跨学科研究的跨越式发展，产生了许多震古烁今、晓誉中外的重大考古发现，构建起了湖北旧、新石器时代各阶段的清晰文化序列，极大丰富了湖北古代史（尤其是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面貌，并且在促进考古学成果大众化方面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成为长江中游一颗熠熠生辉的考古明星。
一、萌芽时期（1924~1949年）
20世纪初，中国传统金石学与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相结合，逐渐构建起了中国考古学的知识体系。地处中国腹地的湖北省，也有幸由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引入了科学考古。
（一）李济先生的湖北人种测量
1924年，湖北钟祥人李济归国第二年，他回到湖北武昌，进行了为期十余日、规模达1000人的湖北人种体质测量工作，并得出了初步结论。这是李济先生归国后初期的一次重要田野活动，可视作湖北百年考古的开端。李济先生的这次湖北人种测量的手稿于1996年被发现并被收录于其纪念文集《考古琐谈》中。
李济先生肖像、根据李济先生1925年手稿整理出的《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
此时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筹备，1930年正式开馆的湖北省立公共科学实验馆。尽管湖北省立公共科学实验馆及其后的湖北省立科学馆属科学教育范畴，除提供实验器材和场所外，还开展科普工作，围绕其设立的博物馆、儿童博物园也属科学教育范畴，展品以动植矿物为主，与收藏陈列文物的博物馆并非同一系统，但却是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可追溯到的最早前身。
《时报》1928年6月7日第7版
湖北省立公共科学实验馆原设武昌，1938年7月迁宜昌，1939年在恩施复馆，1941年被改组为湖北省立科学馆，1946年返汉。
《新湖北教育》1941年第1卷第1期
《时事新报（上海）》1946年10月18日第3版
小结：1924年，李济先生的湖北人种测量活动，为湖北省播下了一粒近代考古学的种子，但因早期中国考古工作主要在黄河流域开展，西北、西南和长江下游地区仅有零星开展了一些小规模考古工作，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再未得到考古学关注，湖北考古在萌芽之后处于长期停滞状态。湖北官方的文物考古工作，是在1949年武汉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正式开启的。
二、初创时期（1949~1966年）
（一）文物考古专门机构的设立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湖北省立科学馆的一部分改组为地质调查组，另一部分改组为湖北省人民科学馆，1949年10月7日成立湖北省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1950年改为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2年改为湖北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开始有明确进行文物调查、征集、保护和展览宣传等工作的官方记录。
1953年1月，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改湖北省人民科学馆为湖北省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处共有9人，全部家当是从“中南土改展览会”接收的湖北地区800份资料。1954年4月，恢复湖北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与湖北省博物馆筹备处合署办公。
（二）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
1950年，中南军政委员会通令各省、市人民政府在实行土地改革期间，必须切实做到保护民族文物。12月8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布保护地下古物公告。12月1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编辑的《中南文物通讯》创刊。该刊为16开8页，每月10日出版。至1951年4月共出5期。
《中南文物通讯》创刊号
（三）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开展
1.墓葬清理工作的开展
1951年荆江分洪工程首开纪录，在江陵唐家山清理了一座西汉木椁残墓。1953年5月至1958年11月，为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和防汛工作、水利工程，湖北省博物馆和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武汉市郊先后清理发掘墓葬539座，时代自汉迄宋。
2.遗址调查工作的开展
1953年9月，湖北省文史研究会与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并，改称湖北省文史研究会，当月，湖北省文史研究会派员对江陵县境内三个古城遗址——郢城、万城和纪南城作初步调查。
3.遗址发掘工作的开展
1954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水退后大兴水利工程。当年冬，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工作队对石龙过江水库渠道工程进行文物调查，在京山、天门发现古文化遗址百余处，大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遗址群最为重要。1955年2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伯洪、张云鹏等专家的指导下，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首次抢救性发掘水渠工程线路上已动工的屈家岭遗址。考古队虽然仅仅发掘了80平方米，但这却是首次在湖北境内运用科学方法发掘古代遗址，正式为湖北考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紧接着，湖北省文化局组织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汉市文管会、省市文史馆、荆州专署文管会、天门、京山、钟祥、荆门等县文化馆的文物工作者，成立了人数超过30人的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在石家河遗址奋战了大半年，在完成这次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的同时，也为湖北基层培养了一批文物考古工作者。
同样在1954年的水利工程建设中，黄陂盘龙城遗址也被发现，但迟至1963年才开始发掘。盘龙城遗址的发掘工作至今仍在继续，已知其为商朝南土中心城邑，为金道锡行上的南方枢纽，起初布局开阔，后因周边水位上涨而变得支离破碎。
1956年，湖北省博物馆和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宜昌长阳下钟家湾的洞穴堆积中发现早期智人的上颌骨断片和前臼齿化石。该化石距今约19万年。这是中国南方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
1956年，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武昌水果湖西岸发现放鹰台古文化遗址。1965年，为配合国防工程建设，湖北省文物工作队对其进行第一次发掘。其中油子岭文化遗存的发掘，对于研究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具有重要意义。
1956年，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使一批重要文物古迹受到了法律的保护。
小结：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主要配合基本建设展开，虽有许多重要考古发现，但因人手紧缺，研究工作相对滞后。直到1965年才出版首部湖北田野考古报告——《京山屈家岭》。
《京山屈家岭》
迟来的惊喜——湖北首简的出土
此时期的末段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湖北首批简牍材料的出土。最早的楚系简帛材料是1942年盗掘于长沙子弹库的帛书，1952~1954年在长沙地区又相继出土了三批楚简，1957年在河南长台关也发现了楚简，但楚国核心区所在的湖北省却迟迟未出楚简。直到1965年冬至1966年春，湖北考古工作者才在湖北江陵望山M1、M2发掘出土了湖北的第一批楚简（也是湖北出土的第一批竹简）。
此后湖北楚简的出土迎来爆发。时至今日，经由考古发掘的楚系简帛材料共58批，其中有47批出自湖北。此外还有5批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机构藏楚简，也都很可能来自湖北。同时，湖北也是出土秦汉简牍批次最多、数量最大的区域。据正式公布的资料，江汉地区出土简牍的秦汉墓葬不少于41座。
楚系简帛材料发掘地点示意图
三、曲折发展时期（1966~1978年）
在这一时期，湖北考古出现波折，但仍有所发展。
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初期，湖北的文物考古事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所幸并未完全停止，且加强了对文物建筑和查抄文物的保护。如：1966年，汉阳归元寺面临红卫兵冲击，周恩来闻讯后指示武汉军区派解放军守护，使寺院和佛像幸免于难。1967年5月，在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的通知后，湖北迅速落实对重要文物建筑和查抄文物的保护措施，派员到造纸厂、炼铜厂、废品收购站中去拣选古籍、古钱币、古铜器等文物。
此阶段湖北田野考古的频次显著下降，但并未完全停止，并且还有零星的较为重大的考古发现。如：1968年8月3日，在湖北省西部地区第一次发现对人类进化问题研究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巨猿牙齿化石200多颗。
1970年代初期，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全国的文物考古工作逐渐回到正轨，湖北省的文物考古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加强。
1971年8月13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1967年5月14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的通知精神。1971年12月，湖北省文物工作队在大冶县章山石龙头洞穴遗址，首次发现远古人类劳动用的石器。1973~1977年，在武汉和荆州等地多次举办考古培训班，1977年武汉大学设立考古专业，培养了大批考古发掘与研究人才。与此同时，湖北各地的重大考古发现也纷至沓来。如：旧新石器时代的郧县龙骨洞、郧西白龙洞猿人遗址、城背溪遗址，商周时期的黄陂盘龙城遗址、江陵楚都纪南城、天星观楚墓、随县曾侯乙墓、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秦汉时期的云梦睡虎地秦墓、江陵凤凰山汉墓。
四、健康发展时期（1978-2000年）
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的考古工作健康发展。考古资料的科学性日益受到普遍的重视，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强调把考古研究建立在田野考古的基础上。考古工作虽仍以配合基建为主，但在配合基建工程中注重围绕课题开展工作，主动考古发掘项目的学术目的性也更加明确了。田野考古的地域不再局限于江汉平原和楚都纪南城附近，注重向鄂西、鄂西北和鄂东扩展，旧新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的年代缺环在逐步得到填补。
到1980年之前，已形成了江汉平原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盘龙城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商文化，以毛家咀—鲁台山、曾侯乙墓为代表的两周遗存，以纪南城为中心的东周楚文化四个核心研究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伯谦语）。
1980年4月，主要反映湖北地区文物考古资料与科研成果的期刊《江汉考古》第一期出版。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江汉考古》已成为考古学期刊中的佼佼者。
《江汉考古》创刊号
最新考古学期刊影响力指数及影响因子排行榜
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成立。1980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在湖北召开，与会学者参观了盘龙城和纪南城遗址，感到非常震撼。夏鼐先生在开幕式上强调要重视楚文化研究，还从概念上对楚文化和如何用考古学方法研究楚文化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年会之后成立的“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以湖北为龙头，带动了楚文化研究走向深入。
在研究方法上，湖北考古愈加注重采纳自然科学的方法，改进考古学发掘、保护和研究方法，开拓新领域。如：江陵风凰山M168西汉古尸的出土、保护和研究，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的发掘与研究，随县（随州）曾侯乙墓的发掘与研究，尤其是曾侯乙编钟编磬的发掘出土、保养保护、复制复原、综合研究，都注重了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显著扩大了提取古代遗存的信息含量，并取得了良好的文物修复保护效果。陈中行先生耗时十余年，使乙二醛脱水法获得了成功。该方法成本较低、设备简单、便于推广，适用于各个时代、各种形状的漆器，成功率达到100%。得益于该方法的成熟应用，湖北乃至全中国大批的出土漆木器得到了很好地修复和保护。
为配合长江葛州坝水电工程及三峡水库工程，由长办考古队和湖北、四川考古工作者所进行的水文考古，运用考古学的手段，为建设工程设计直接提供有益的资料，开创了考古学直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先河，同时也开拓了考古学发展的新领域。
1980年代后期，聚落考古学兴起，湖北考古人围绕聚落形态的研究课题，开展以石家河城址和石家河聚落群为中心的中华文明起源过程探索，认识到长江中游地区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这是20世纪湖北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
20世纪末绘制的石家河聚落分布图
五、快速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
进入21世纪，得益于国家对考古学投入的不断增加和现代科学技术对考古学的全面渗透，考古学已成为人文社会学科中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
（一）科技考古的全面推进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武汉大学都设立了科技考古部门，田野考古的一系列工作，包括调查、勘探、发掘、测量、绘图、计算、分析等常规的考古工作，已尽量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其中，精细发掘清理的实验室考古运用而生并逐渐推广，湖北的许多重要考古发现都采取实验室考古，减少提取过程中的破坏程度，保证所提取器物的完整性，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量，如枣阳郭家庙东周墓、九连墩战国楚墓，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义地岗墓群，等等。
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的现场清理和实验室考古
（二）考古大众化的丰硕成果
进入21世纪以来，考古学和考古成果日益面向社会大众 ，其中一项突出成就是大量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和对公众开放。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大省，湖北省拥有丰富的大遗址资源，10余处大遗址先后纳入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专项规划，大遗址荆州片区是全国六大片区之一。
大遗址荆州片区
经过持续努力，湖北全省已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4处，立项7处，评定公布湖北省文化遗址公园两批次18处，储备湖北省文化遗址公园项目22个。目前，湖北以国家文化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湖北省文化遗址公园为主体的荆楚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已初步形成。
2022年6月23日，湖北考古博物馆正式对社会免费开放。这是继陕西考古博物馆之后我国第二家大型考古博物馆，致力于传播荆楚文化、长江文明，与公众共享遗产保护成果。
2023年4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场工作会在湖北武汉召开，湖北从组织谋划、破题创新、考古研究、文旅融合等方面作了工作交流，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将持续推动考古遗址公园在助力城乡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湖北考古博物馆外景
附录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湖北入选项目
自1990年在全中国范围内评选本年度的重大考古发现以来，湖北共计有14个项目成功入选，时代主要分布在旧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突出反映了湖北考古的时段特色。
屈家岭近年发现的迄今最早且明确的水利设施（距今5100~4900年）
附录二：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湖北入选项目
2021年，在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中国考古学会同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湖北省共有6项成功入选，时代集中在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
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
附录三：湖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为致敬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湖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评选活动自2021年11月中旬启动，经过两轮评选，2022年1月21日，“湖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正式出炉，其中旧石器时代4项、新石器时代33项、夏商周时期40项、秦汉时期8项、三国至明清时期14项、近现代1项，集中反映了长江文明在荆楚大地的延伸和繁荣。
这些考古发现囊括了距今约200万年的建始直立人、100万年的郧县人、19万年的长阳人、5～2万年的鸡公山遗址、1万年左右的桅杆坪遗址，展示了湖北是东方人类的故乡之一；到距今约7900至4000年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遗址，构建了完整的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序列。
盘龙城遗址等夏商遗址，展现了长江中游地区上古时代灿烂的青铜文明，证明长江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荆州楚纪南故城等楚国都城遗址以及荆州八岭山墓群等楚国王陵及高等级贵族墓群，充分展现了楚文化的瑰丽璀璨。
以荆门郭店楚简、云梦睡虎地秦简、云梦郑家湖“中华第一长文觚”等为代表的出土文献，用文字真实记录了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
20世纪末，历经武汉保卫战洗礼的中山舰整体打捞出水，是我国较早开展的内陆水下考古工作。钟祥明显陵、武当山古建筑群、唐崖土司城遗址均反映了湖北世界文化遗产的考古成果。
“湖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入选项目涵盖百万年人类史、1万年文化史和5000年民族史，展示了长江文明的辉煌成就，延伸了长江文明的轴线，丰富了长江文明的内涵，是湖北考古百年征程的见证。
石家河文化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