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长江中游地跨鄂、湘、皖、赣、豫五省，这片区域所孕育的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演进模式，同时又与中原有着广泛的互动和交流，并最终融入中华文明的大家庭之中。
为了进一步探索长江中游文明演进的过程，解读中华文明的构成密码，2020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实施“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项目。该项目聚焦公元前3700年—前221年的长江中游地区，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曙光开始，探讨了中原夏商文化对本地文明的催生、周王朝对南方的经营、楚对南方的开发、直至秦统一这一重要历史时段的过程。项目的目标是深入探索长江中游地区从史前文明到夏商周文明的转型过程，寻找长江中游文明的形成机制与模式，并阐述其动因，全面评估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公元前3700—前2000年的长江中游地区见证了从新石器时代油子岭文化时期的两湖文化趋同，到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鼎盛阶段文明曙光的出现，再到石家河文化后本土史前文明的衰落，这一逐渐融入华夏化的进程。这一重大历史过程全面展示了长江中游史前的社会复杂化过程、区域文明模式以及长江中游在中华文明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项目的实施对深化中华文明研究，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证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具有重大意义。在“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项目的支持下，持续开展了对澧县鸡叫城遗址、华容七星墩遗址、南阳黄山遗址、京山屈家岭遗址、天门石家河遗址群、沙洋城河遗址、靖安老虎墩遗址、保康穆林头等项目的系统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澧县鸡叫城发现了大型水网系统、稻田和大型木构建筑；天门石家河遗址经过考古勘探和发掘基本捋清了石家河城的城墙、城壕（护城河）和外郭城，古城面积达到300万平方米，并明确了三条从城外进入城壕（护城河）和城内的水系；沙洋城河遗址发现了屈家岭文化高规格墓地与古城水利系统；南阳黄山大墓的发掘为我们了解屈家岭文化北扩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襄阳凤凰咀发现的水门和水系统结合的城址也是这一地区的重大发现。
进入夏纪年的公元前2000年前后，华夏化进程明显加快。进入夏纪年的澧县孙家岗遗址发掘揭示出一处规模最大的肖家屋脊文化墓地，石家河遗址中肖家屋脊文化因素的辨识，是夏时期江汉地区最初参与华夏化进程的实证；三官庙遗址的发现及盘龙城王家嘴等二里头时期相关遗存研究，推动了本地区与中原夏文化研究的互动。黄陂盘龙城、鲁台山郭元咀铸铜遗址、石门宝塔遗址的发掘，黄石阳新铅资源的调查与发现，以及黄石铜绿山、安徽台家寺、江西铜岭等遗址的进一步研究，揭示了依托长江中游丰富铜资源的采冶、铸造、运输的体系和与之相关的文化交流互动，以及商王朝对南方的经略。随州义地岗墓群的发现和收获补充了曾国历史在春秋中期的缺环，与其他曾国系列考古一起构建了两周时期较为完整的曾国世系，它与苏家垄等遗址的发掘和宜昌万福垴等楚文化遗址的研究，共同揭示了两周时期本地区文化演进形态。信阳城阳城遗址、荆州纪南城故城遗址、寿县寿春城遗址和武王墩墓地等进一步阐释了楚文化的扩张与影响。
观察长江中游文明进程，可以发现其与中原文明的交流、冲撞与融合是其显著特征。主要表现为四次：
第一次，仰韶文化时期，中原文明对长江中游文明的影响。
从距今约9000-7500年的彭头山文化开始，长江中游地区文明逐渐发展起来，随之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连续推动本地文明的发展进程。在距今6000年前后，仰韶文化通过枣阳雕龙碑遗址向南强力扩展，推动了油子岭文化在汉水以东地区的兴起。在今三峡大坝坝址的中宝岛遗址，发现了来自中原仰韶文化因素的陶器，进一步表现了中原文明对长江中游文明的影响。
第二次，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向北扩张。
距今5500年前后，长江中游文明不断向西、南扩张，完成了两湖地区的文化统一。此后，以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200—4500年）和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500—4100年）为代表的史前文明的出现和成熟，标志着长江中游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古国时代”。石家河城等中心聚落通过整合文化与资源，引领长江中游地区不断向前发展，达到了史前文化的高峰。在南阳黄山遗址，在原本是仰韶文化的聚落，被后来进入的屈家岭文化替代，并发现了屈家岭时期的高等级大墓，说明了长江中游文明的强势北进，开启了其首次的“问鼎中原”。
第三次，夏商至西周时期，中原王朝对南方进行了一系列的经营活动。
距今4000年前后，以肖家屋脊文化为代表的江汉地区文化开始融入中原文明，这一进程恰可与“禹征三苗”传说相印证。在二里头文化中晚期（约公元前1900年—前1500年），以伊洛流域为中心的夏王朝沿江汉地区东部和江淮地区西部向南扩张，夏文化在南方深入到江淮腹地。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中心区在河南中西部、山西南部形成后逐步向外扩张，其南进路线或经方城隘口入南阳盆地，此后深入汉水、丹江流域，直至江汉平原西部；或越过桐柏山抵达长江北岸盘龙城遗址；或由颍河、淮河至江淮西部，直到巢湖以东。二里头文化的南进标志着长江中游文明纳入统一的中国历史文化体系的开始。在二里冈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600—前1400年），中原文化进一步深入长江中游地区，商人南进在长江中游建立一系列据点，并越过长江将势力范围推进到更加广大的范围。盘龙城的文化面貌在建筑技术、青铜工艺、埋葬习俗、玉器风格等方面都与同期的商代都城二里冈上层文化一致，其发现首次确认了在商代早期商文化的范围已从中原扩大到了长江流域，盘龙城成为这一时期商人控制南方的核心城市，它是商人为开发南方、获取资源在长江中游建立的一个重要据点。
夏商王朝南进的重要目的可能是控制长江中游等地的铜矿资源。二里冈文化时期，中原王朝势力在湖北北部建立以盘龙城为核心的据点，且其势力范围逐步扩张至长江中游腹地，到达江陵荆南寺、岳阳铜鼓山、九江神墩、黄梅意生寺、潜山薛家岗、含山大城墩等地。商人的南下与鄂东南、赣西北地区丰富的铜矿资源有关。古人开采铜矿是由露采发展到追踪矿脉进入地下的坑采。从商代开始，有多种探矿、多种井巷联合开采技术，出现可在井下“装配”构件的支护技术、铜质采掘工具和提升滑车。瑞昌铜岭铜矿遗址位于瑞昌市夏畈镇铜岭村，铜岭遗址以铜岭头采矿区为中心，周边分布着8处重要的生活、冶炼遗址，其铜矿采冶活动始于商代早期，有商代中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两个生产高峰期，分别由商王朝和楚国控制开采。荞麦岭遗址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分布范围大，地层堆积深厚，发现遗迹众多，年代序列清晰，文化内涵以中原文化因素为主，融合了本土文化因素，是中原文化早期经略南方地区的重要证据，是夏商中原文化在江西地域的最集中表现。郭元咀遗址位于武汉市黄陂鲁台山北麓，遗址面积12万余平方米，现仅存约3000平方米，揭露出商代晚期用于铸铜的大型台基及各类遗迹，出土商代遗物十分丰富，包括青铜器、冶铸遗物、陶瓷器和石器等，其中冶铸遗物有铜块、铜渣、坩埚残块和陶范等与铸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其铸铜原料或来源于鄂东、赣北等地的长江铜矿带，为揭示商代晚期长江中游地区铸铜技术水平、铜资源的共享与分配、组织与运输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西周早期，周王朝经汉水中上游深入江汉地区，在战略要地分封了邓、鄂、曾等诸侯国以经略南方，其中尤以南公封国曾国为大。在长江以南地区，炭河里文化逐步形成，其影响直达岭南地区。考古发现证明，曾国立国于西周早期，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州叶家山发现了140座曾国墓葬，三位曾侯安葬于此。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漆器、玉器等文物，揭示出曾国是重臣南公封国，扼守南北交通要道随枣走廊，是周王室分封至江汉地区的重要诸侯国。在北宋时期，今湖北安陆出土“安州六器”之一的“中甗”以及现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静方鼎”等铜器铭文中，有关于周昭王南征伐楚的记录，其中包括周王“在曾”、“在曾、鄂师”的记载。叶家山考古发现不仅确认了曾国的存在，而且进一步印证周王南征正是以随州的曾、鄂两个重要方国作为讨伐夷蛮的军事屏障。苏家垄新出土的曾伯桼铜壶器形高大厚重，盖顶有镂空莲瓣形冠，有铭文为：“唯王八月，初吉庚午，曾伯桼哲圣孔武，孔武元屖，克逖淮夷，余温恭且忌，余为民父母。惟此壶章，先民之尚。余是楙是则，允显允异。用其鐈鏐，唯玄其良，自作尊壶，用孝用享于我皇祖，及我文考，用赐匄眉寿，子孙永宝”与陈介祺旧藏曾伯桼簠铭文∶“唯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桼哲圣元武，元武孔黹，克逖淮夷，抑夑繁阳，金道锡行，既具俾方。余择其吉金黄铝，余用自作旅，以征以行，用盛稻粱，用孝用享于我皇祖文考，天赐之福，曾伯桼遐丕黄耇，万年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享”对照，表明曾国是肩负保护从长江向中原运送铜资源的“金道锡行”通路畅通的使命。
第四次，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不断扩张，直至秦统一完全融入中华文明。
昭王南征失利后，楚国逐渐崛起，至春秋时期，楚日益强大，江淮地区与之相邻的小国或为之所灭，或沦为其附庸。《左传》中说：“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曾国由王室藩屏变为楚国同盟。楚人曾陈兵周郊，问鼎中原。春秋晚期，吴师入郢，楚国一度中衰。昭王、惠王复国中兴，后经强兵变法，疆域扩张至长江下游及赣江、湘江流域，为秦统一全国、长江中游完成华夏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人先后迁都陈（今河南淮阳）、寿春（今安徽寿县）。公元前223年楚国为秦所灭。秦在楚地实行郡县制，长江中游地区完成由区域文明向华夏文明的转变，长江中游完全融入大一统的国家治理体系中。
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是中华文明进程研究的典型个案，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对于深化中华文明研究，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